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其研究过程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经济、人力、物力条件。如今，虽然很多情况都改变了，但还是可以回看这个过程，它能带给我们很多思考。青蒿素的道路，还有多少借鉴意义？需要我们仍然用这样的化学分离、提纯的方法，继续这样努力下去吗？
王群才老师和大家一起讨论了近代研究中药的成果，尤其是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我们说，中医使用中药，不是靠化学成分，而是靠性味归经、升降浮沉所构建的用药理论，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作指导，“理法方药，完整一套”。而用“化学成分研究中药”，其前提，就是“废医”，不要中医理论指导，也不管历史上这个方剂如何发挥作用，一切推倒从来，从实验室动物实验开始，靠“提纯之后的化学成分”，研究其有效性、安全性。这样一来，中医几千年的用方剂治病的经验，都不被“采信”。都成了一堆等待着“检验”初级产品，一包中草药，一锅草药汤，似乎都是某个化学成分的“载体”、“陪衬”，或者属于“杂物”，中医的“理法方药完整一套”，在这种研究方法面前，都不存在了。也就是，通过验药，证明中医理论毫无价值，既说明不了中药为何有效，也不能作为使用中药的指导理论。这就是“废医废药”、“废医验药”、“废医存药”的根本性错误，是削弱中医，取消中医的手段。因此，不管中药里有多少值得庆贺的“化学成分”，得多少诺贝尔奖，都不是中医发展的方向，也不应该作为发展中医事业的措施。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牵头组织研制的青蒿素被国外专家誉为“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发明”，该药根据中医理论及炮制理论研制而成，不仅起效快、疗效高，而且解决了国际医学界长期无法解决的疟原虫抗药性问题，至今仍是国际市场抗恶性疟疾的首选药。由我国中医药人员研制的后续产品又将疗程缩短为仅有两天，成为我国唯一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基本用药目录的药品。
屠呦呦，年1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小时候就对中药有了深刻印象，这促使她后来去探索其中的奥秘。考大学时，屠呦呦选择药物学专业为第一志愿。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所选专业正是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她觉得生药专业最可能接近探索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符合自己的志趣和理想。
据屠呦呦说，发现和研制青蒿素的历史简直有点像侦探小说。在0世纪60年代末，正同美国打仗的越南要求中国研究治疗疟疾的办法，因为当时疟疾在越南四处流行。毛泽东下令中国中医研究院实施研究计划（当时这可以说是一项“军事计划”）。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研究治疗疟疾的方法，因为在越南的美国土兵对这种疾病更敏感。但美国人一直没有研究出有效的方法。
年1月中药研究所任命屠呦呦任课题组长，她以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为指导思想，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并收集地方药志及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以来的人民来信，采访老大夫实际经验等，汇总了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等余种，再从中整理出一册以余种为主的方药集。在此基础上，以鼠疟、猴疟为动物模型，筛选00多个方药，屡经失败，经用现代方法结合古代用药经验，特别结合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绞汁”服用“截疟”的记载，考虑到可能有温度、酶解等影响因素问题，反复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年10月发现青蒿的中性提取物对鼠疟、猴疟有%的疟原虫抑制作用。年3月8日，在南京全国抗疟研究大会上，屠呦呦首次报告这一实验结果，全场振奋，并要求当年即上临床，以观察实际疗效。
年8月至10月，屠呦呦携药去海南昌江疟区，首次以青蒿中性提取物用于临床，从本地人口到外地人口，从间日疟到恶性疟，取得30例的满意疗效。11月屠呦呦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抗疟研究大会上，报告了该临床研究结果。年又从青蒿抗疟有效部位中，首次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为一新化合物命名为青蒿素（Qinghaosu），遂即投入青蒿素化学结构鉴定研究，获得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及其乙酰化物等化合物）的一系列数据确定为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为急国防任务之所急，4年起先后与条件设备好的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和有机所协作，最终由生物物理所用当时最先进X—衍射方法确定青蒿素的立体化学结构。
青蒿素是一个具过氧基团的新倍半萜内酯，是一个与以往抗疟药化学结构与作用方式完全不同的新结构类型抗疟药，打破了“抗疟药必须含氮杂环”的传统论断，被公认为“抗疟药研究史上新的突破”!
3年中药所抗疟研究组在艰苦的条件下，提得大量青蒿素，于9—10月再次到海南昌江疟区，首次把青蒿素单体试用于临床，从间日疟到恶性疟，证实其即为青蒿抗疟的有效成分，抗疟新药—青蒿素由此诞生!连续几年，中药所积累59例病例。4年后经全国扩大临床验证至余病例，证明青蒿素具“速效、低毒”特点，对间日疟、恶性疟及至凶险型脑疟，特别对抗氯喹恶性疟，均有突出疗效。
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青蒿素专题”国际会议，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获得高度评价!认为“青蒿素的发现不仅增加一个抗疟新药，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发现这一新化合物的独特结构，它将为合成设计新药指出方向。”从而带动国内、国外抗疟领域工作的新进展。
8年屠呦呦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该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9年获国家发明奖，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获国家实施新药审批办法后第一个一类新药—青蒿素的《新药证书》。青蒿素是当前我国被国际承认的唯一创新药物，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已为世界疟区广为应用，挽救很多垂危的生命。目前在国外有十多个国家均在我国工作基础上深入研究，产生了很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而青蒿素的发明成果被认为是一项重大成就。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一组科学家根据中医“清肝火”的治则发现传统中医处方当归芦荟丸治疗慢粒细胞白血病有明显疗效。此方由11味中药组成，即当归、芦荟、龙胆草、栀子、黄连、黄柏、大黄、黄芩、木香、青黛及麝香。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表明，在当归芦荟丸中，青黛是主要有效药物。青黛的临床研究显示该药有肯定的治疗效果。再进一步的植物化学研究证明，青黛中的微量成分靛玉红在动物试验及临床研究中皆显示明显疗效。靛玉红还可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及白血病细胞中的cAMP的含量。
鉴于靛玉红在青黛中含量甚微（0.11%），我国的化学家有以靛蓝为原料，人工合成了靛玉红。动物及临床研究证明人工合成靛玉红和天然的靛玉红一样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有效，并比青黛的副作用小。靛玉红的主要副作用为腹痛及腹泻，少数病人可见血小板减少。在化学结构与生物活性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最近完成了第二代新药异靛甲的研究。实验及临床研究表明，异靛甲比靛玉红疗效好而毒性低，其主要副作用为肌肉及关节痛和轻度胃肠道反应。
当归芦荟丸及青黛研究的历程表明，由当归芦荟丸到青黛单方，由青黛单方到起有效成分靛玉红，进而全合成靛玉红并深入研究其药理特点，直到最近异靛甲的研究成功说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中草药中寻找新抗癌药是可行的①。
中国大陆在民间验方及天然植物的抗癌药物发展深受国际重视②，目前人体试验发现，不同种类的血癌患者分别接受砒霜、靛玉红、三尖杉酯酸治疗，六到八成患者的癌细胞消失或减少一半以上，研究结果获得先进国家认同或跟进临床试验。
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教授韩锐在台北举行的亚洲肿瘤学术大会中指出，三氧化二砷就是砒霜，最早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证实可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台湾称为急性前骨髓球性白血病)，后来经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王振义研究，再次获得验证。
韩锐指出，西医治疗这种白血病，患者往往存活不到半年，化疗收效甚为有限；相反地，患者每日静脉注射十毫克砒霜，一次疗程二十天，持续二到三个疗程后，大约八成患者可得到疗效，其中六、七成的患者是完全缓解，癌细胞消灭无踪，其它一、二成的患者是癌细胞减少一半以上。
这项研究理论基础是砒霜能促进癌细胞雕亡。在结果发表后，韩锐说，这套研究理论也得到美国、日本、法国医界人士的证实。
韩锐指出，目前大陆已经发展出第三代的靛玉红，产生腹泻、腹痛的副作用减少，但是疗效却提高到七成。
大陆科学家也在海南粗榧的树皮中，提炼出一种名为三尖杉酯酸的成份，用于治疗急性初细胞白血病(台湾称为急性骨髓芽球性白血病)，对五到六成的病人有疗效，如果与其它化疗药物合用，则疗效提高到八成。
从中药薏苡仁中提炼的抗癌中药康莱特注射液是我国第一个以药品身份走出国门的中药，现代研究已证实了该药对肿瘤细胞增殖周期的影响和作用环节，而且初步证实对肿瘤生长基因表达有抑制作用，对抑制肿瘤生长的基因表达有激活作用，并能够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它打破了“中药只能辅助抗癌，而不能直接抑制杀死癌细胞”的观念。由于不杀伤正常细胞，副作用极小，多年来稳居我国抗癌药销售第一的位置。
对于中药化学成分的分析提纯，还有许多成果，难于一一枚举，以上仅为例举，为说明有关研究而取其例而已，不是仅此几例。下面是中药研究课题成果介绍，可以供人们了解有关情况。
张伯礼、王永炎在《中国天然药物》发表的“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取得的新进展③。文章介绍了中药药效物质提取分离新策略与方法，中药药效物质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新进展，中药药效物质分析的色谱条件优化与方法，中药药效物质分析的重叠峰精确拟合定量方法与技术，中药色谱指纹图谱计算分析新技术。
提取中药有效成分的工作是艰苦的，开创有关方法的过程充满了困难，成就不能不表。然而，我们认为，中药之中含着丰富的化学物质，中医使用中药治疗疾病，最终“被人体接纳”也是化学物质，而不再是草根树皮，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中草药之中提炼单体药物，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且将来还会取得不少成果。但是，这只是研究中药的一种方法，而且是距离中医用药比较远，距离西医用药比较近的方法，说其属于“废医存药”，很多人会不服气，心情不舒畅，但实际上，这样固定下来的成分，距离中医辨证论治灵活加减用药已经相当遥远，只对中药成药的质量控制有一定作用，有利于发展西药、丰富西医，有利于西医使用中药，而对于发展中医的作用，仍有待于历史的评判。
中药复方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在历代医家广泛实践基础上总结得出的疗效确切的处方。因此,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复方的配伍机理、有效成分和药理药效等作用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对于探索中药配伍的规律,发掘和提高中医药理论、提高临床疗效及改变中药剂型等有着重要意义。
19世纪末叶,西医东渐,中医药学首当其冲地受到剧烈的撞击。有识之士,为其振兴,作了大量的探索。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工作,展现出中医药学的科学性、独特性和优越性,而获得广泛地认同,从而引发出现代科学家对中医药学的研究兴趣,逐步形成现代化多学科向中医药学的渗透、结合的新局面。
中医用药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单味到复方的发展过程,现今中药复方已是中医治疗用药的最主要形式。中药药理研究由单味中药已转向复方研究为主。对经、古方的研究,由探讨其药效作用开始向作用机理、方剂组成、方剂配伍等多方位发展,并出现了中药复方的药物动力学研究等新的方向。在药效学研究上,也从过去的单一指标向多指标研究发展;其中,为配合新药的研制和制剂提高的需要,剂型改造与药效的相关研究也占了相当比例。新技术、新方法不断被采用,已开始吸取最新科技成就应用于中药复方的科研当中。中药复方现代化的途径,就是以中医药为主体,充分吸取现代多学科成就,来研究、充实、发展中医药学。中药复方是中医药防治疾病的主要手段。复方的药效物质是中药复方研究的核心,中药现代化的关键。
我们认为，辨证论治必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临床四诊所见的证候为依据，两者紧密契合才有可能取得预想的疗效。辨证论治及其指导思想是中医学探索未知领域、未知病情，解决复杂多变的临床难题的有力武器，这是任何灵丹妙药的固定成方所难于代替的。当然，在强调辨证论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轻视专方专药的作用，不仅现实生活里确实存在着“单方一味气死名医”的现象，很多祖传秘方的效专力宏也是不容忽视的。从长桑君的“禁方”，到仓公所学公乘阳庆的“禁方”；从《汉书·艺文志》的经方派，到张仲景学习伊尹《汤液经》；从《方剂学》的学习，到名老中医经验的继承整理，再到中成药的开发研制，都是重视专方成药的具体体现。
笔者年1月14日在广州参加“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训”，会议期间拜访了邓老，学习了邓铁涛教授“温病三讲”的教材。邓老说，张仲景以“医经家”的理论，研究“经方家”的方药，所以才写出了不朽的名著。此言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卓然独识。也可以说，张仲景很好地解决了专门方剂与辨证论治的关系，靠的就是深厚的医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经验的紧密结合。每一位临床大家，都是运用经典方剂的高手，而且是“治病活法”、“活法巧治”，因此，也可以说中医大家都是正确处理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的良师。
专方成药是中医面对已知病情，治疗慢性疾病稳定病情的有效方法，是众多中医人多年探索的经验结晶。处理好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比较圆满地解决大部分临床问题。只有两者互相配合，取长补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偏执于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有利于临床疗效的取得，也不利于中医学术地位的提高和事业的发展。
因此说，只有辨证论治而没有专方专药的形成，就不利于中医药应对已知的简单病情，也不会有珍贵经验的逐步积累；只强调专方效药，就会忽视复杂多变的临床病情，失之于拘泥与食古不化，会错失很多治疗的良机，也不是中医的传统特色。
为了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用管理西药的方法管理中药，我们有必要从什么是中药、中医如何使用中药谈起。
什么是中药？
中药虽然大多属于植物药，历代的中药著作也称为《本草》，中药还是不能等同于植物药，这并不是说中药之中还有动物药、矿物药，而是说中药是古人经过大量实践发现、用中医理论总结概括出来的药物。我们说附子、干姜热，黄连、知母寒，但是，你用它们分别埋起来也觉不出附子干姜的热，也观察不到黄连知母的寒。这种药性的寒与热，是作用于有病的人体之后显现出来的，属于中医的“研究成果”，是中医几千年不断实践总结出来，符合其理论体系、用其特定语言表达的经验结晶。恰如“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组长贾谦研究员所说，中药离开了中医理论就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一堆垃圾。此言乍听颇不顺耳，细思日本小柴胡汤事件、欧洲减肥的关木通事件，就知此言深有见地。因为不用中医的理论使用中药，就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中药之害，在医不在药”。
《周礼·医师章》就说：“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素问》也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而且，在传统的中医理论之中，药、毒不分，药就是毒，毒就是偏性。医生用药之偏性，纠正、弥补病人的偏性，以达到平衡，恢复健康。正因为中医心里经常存有“毒”的观念，所以才讲究地道药材、讲究配伍、讲求炮制、讲求辨证论治、讲求治与养结合。因此中医能够变毒为药，化害为利，变废为宝。
中医如何驾驭中药？中药的化学成分复杂，一味药就含着几十种以上的化学物质，一包中药十几味，经过煎煮之后，什么成分煎出来了，煎出来多少，煎出来的成分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产生了什么新物质，新的、旧的物质如何吸收，如何分布，如何代谢，如何起作用等等，都是一本糊涂帐。现代药理学、药物化学最精密的法宝“定性定量分析”，在如此复杂的中医药面前失灵了，成了摆设。过去我们都毫不客气地说，中药太粗糙、太原始，完全不符合精密、实证的现代科学要求，而且其中除了重金属，还有许多对人体不利的化合物、致癌物、致畸物，简直是最不安全的药物；其“有效性”也完全没有经过循证医学的证实，因此大有必要立即停止使用。事实果然如此吗？
当然不是这样，尤其是经过了神农尝百草，经过了几千年的反复验证、总结，充分证明了中药在中医手里的安全有效性。那么，中医如何驾御如此复杂的中药呢？首先，中医对人体疾病的认识，是用宏观的方法，用凝练的语言，概括了人体患病时的整体状况、状态，而不是仅仅纠缠于复杂的微观世界。毫无疑问，人体从健康到疾病，体内的物理、化学变化是极其复杂而庞杂的。以SARS（非典）感染为例，不仅是病毒进入了人体，进行复制，引起了毒血症。从病毒来说，有多少个病毒侵入，为何能够侵入，如何进入，怎样复制，如何致炎，并不容易搞清楚，尤其是每一位患者的情况会有很大的差别。病者的基因如何调控，细胞因子如何表达，各种致炎因子如何打破原来的平衡等，都很难阐明。在新的患病的环境下，如何调节体温，如何调节呼吸，如何调节心率血压，如何调节酸碱电解质，如何在新情况下进食消化吸收，如何在发病的时候睡眠等等，都是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不容易说清楚的化学物理变化。
过去西医只讲求抗病毒，仿佛只要有了抗病毒药物，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一贯追求精度很高的抗病毒药物，力求达到“效专力宏”，其他的环节仿佛都是无关紧要的。可是，这一次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很深刻的一课：在没有一种有效抗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现代医学却“治愈了”数千例的SARS患者！靠什么治愈的？靠病人的自我恢复能力！
中医虽然有对抗的治疗措施，但是多数情况下不追求对抗。不是要消灭致病因素，改造病人的器官，颉抗、阻断病人的受体，改造病人的基因，不是这样的“我来拯救你”式地强行介入、切除、移植，而是“我来帮助你”，因势利导，使淤滞的血液重新流动起来，使痰饮重新化为津液，再一次参加到生命的代谢过程之中；使过度亢盛的趋于减缓，使过度衰弱的逐渐强盛起来，脏腑之间失调的联系逐渐恢复，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重新取得平衡。因此就能“长生久视”，“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所以中医是行王道的医学，而不是追求霸道。邓铁涛教授说，人的身体里自然就有抗击病毒的东西，我们中医治疗只要把病人的身体搞好，把病人的内环境协调好，病人怎么具体的抗病毒我们不用管。这就是中医的高明之处。当然，把病人的状态调整好，这就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
中医对于中药的概括，四气五味、性味归经、升降浮沉、扶正祛邪、活血化淤、理气化痰、清热除烦、和胃降逆、平肝息凤、醒神开窍、软坚散结，等等等等，都是把药物作用于人体的反映用特殊的语言进行概括，并且使病机与治疗法则、方剂药物，有机地连成一体，称为“理法方药，完整一套”。复杂的病情，配以复杂的药物，而不是用单一的化学制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使药物与病情紧密切合，丝丝入扣，环环相连，因此能够取得理想的疗效。所以说，中医药是善于处理复杂病情，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手，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
正确认识药物的精粗与纯杂：
现在人们的心目中，中药就是粗糟、混杂的初级药物，无法与西药的精细、纯净相比，这种认识并不正确。西药治疗是针对靶点，不精纯就无法使用，所以必须纯之又纯；中医药广泛调整，从器官、细胞、到基因多层次作用，并非缺一不可，故无须斤斤计较。
毫无疑问，中药进入人体循环的时候，决不是草根树皮的直接进入，而必定是“分子水平”的药物，甚至是亚分子的电解质，只不过中药汤里分子种类太多、数量多少不一，非常难于计数罢了。并且，中药的配伍经常调整，药味的产地有所不同，炮制或繁或简，煎煮的火候或文或武，药引子或放或不放，引经药或多或少。也就是说，你计算清了这一碗汤药，下一碗汤药就又会大不相同了。这正象人体的病症一样，此一时的理化特征是这样的，彼一时的理化特征就会是另外一种状况，决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数值上。
我们过去过分迷信了现代医学、现代科学的精确度，以为分析化学看透了世界，研究透了人体。这种认识大谬不然。以现代科学所能达到的精度而言，人体生理和病理的精确度是不可穷尽的。
不同组织器官的细胞，都与环境交换物质，进行代谢。组蛋白与非组蛋白对于基因开合的影响，细胞膜不同蛋白分子的结构状态，膜蛋白表面的多糖分子的复杂结构，以及这些复杂结构的同分异构的功能状态，已经远远超过了细胞因子分泌与表达的复杂性。可以说，生命科学刚刚脱离了器官解剖的婴儿时节，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发达状态。再过一千年，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器官移植、支架、切除、化疗，也许“幼稚”、“不科学”的结论早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尽快“解放”中药，恢复中医创新能力：
中药与西药分属于不同的体系，被不同的思想驾御着，有着完全不同的使用理念，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物质，不应当使用同一套标准评价、管理。
尽管西药的管理与现代科学挂上了钩，用上了分析化学，似乎是精细无比，质量可靠，疗效准确，代谢途径清晰。但是，用分析化学“定性定量”的最先进武器评价、管理中药，中药的使用势必越来越不合法，因为一味中药之中就有几十种以上的成分，已经很难说清是如何起作用的了，必须反复提纯才够“药品”的规格（美国把中药当食品，或食品添加剂，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如果再将十余味中药生药混在一起共煎，其复杂性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倍，它们的安全性、有效性、代谢过程都是未知数，因此说中药汤剂“完全不符合现代药理学”的要求，几乎具备了被禁止的全部理由。
其实，食品的安全问题，正是由于科学化肥、农药的使用；促长剂、防腐剂、保鲜剂、增色、增味剂的使用；在现代科技的五花八门的打扮下，我们食用了几千年的食品才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曾经信奉“民以食为天”，谁料想会来一个“民以食为害”！
君不见，中医治病传统的丰富剂型丸散膏丹，在临床上已经越来越少了，产生新的丸散膏丹的难度几乎等于上青天。一般的中医、甚至是中医泰斗，也难于创制新的丸散膏丹。中医药的创新在古代是那样容易、方便，而在现代却举步为艰！我们虽然天天在喊发展中医，而实际上却将中医的手脚束缚起来，中医如何能够发展、如何能够创新？
按照微观精细的“世界观”看现实世界，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既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病情。在时空唯一的坐标系里，一切物质运动都是不可重复的。“原子一元论”的微观分析方法，一直左右着现代医学，而基因与众多细胞因子调节的复杂程度，用特异物质的单一作用已难于解释。
如果用宏观的世界观看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太阳的东升西落，四季的轮回，人体的变化都是有规律的。中医学既有“原子一元论”的物质精气学说，又有阴阳平衡、依存、制约的矛盾论，更有五行系统互相制约、协调的整体论。并且，重视人的主观意识，重视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用十分简便的方法概括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执简驭繁、驾轻就熟地掌握着化学物质十分复杂的中药，安全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常见病和疑难杂症。这都是中医学具有强大生命力，越挫越勇、不可战胜的原因。
我们必须对草根树皮这样看似“腐朽”的“弃物”，进行重新认识。因为，所有的草根树皮，都是有生命的物质，是多少亿年进化的产物，它们把“自然界杂乱无章”的无机元素组织起来，“制成了”很有结构规律、对人体很有益处的化合物，可以养生，可以疗疾，可以延年，可以益寿。
当然，能够化害为利，变腐朽为神奇的法宝，掌握在优秀的中医手里。如果抛开中医的理论、经验，就可能会适得其反，就会中毒身亡。因此，古人就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之说。聪明如孔夫子者，也在季康子送给他药物的时候，十分真诚地说：“丘未达，不敢尝”。神农尝百草，古人善总结，才有了丰富的中医药的理法方药。
“废医存药”的经念不下去了，我们为什么不给中医药以宽容和尊重？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无知，去否定魔术的艺术价值；我们在接受笑星智慧的时候，也没有要求他们整容之后再上台。我们为什么不对中医药宽容些？尊重些？即使是为了那些没有办法弄懂的中药，即使是为了没有特异物质能量输出输入的针灸、拔罐、按摩，我们也应当反省一下现代医学模式。从头到脚，可以手术介入、改造、切除的器官组织是否太多了？在阻断细胞受体、颉抗人体原有化学物质，改造病人基因之前，是否应当给中医药以机会，让中医试一下？刘海若是幸运的，因为凌峰教授给了中医机会。笔者认为，由于中医药的简便廉验，即使是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也值得这样做。更何况，广大农村现代医疗条件很差，仪器不够先进，手术不够普遍，可支付的费用十分有限，更应当首先考虑大力发展中医药。
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医药的问题，是一个战略的问题。应当把自由还给中药，让中医有更多的创新的机会。因为他们已经创新了几千年，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办法，可以保证安全有效。因为他们已经把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卫了几千年；已经把一个正在觉醒的中华民族，领到、帮助到了现代社会。难道我们一定要因为它的表面的粗糙、繁杂，而窒息它绵延了几千年的生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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