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神话观念作为文化动力
神话观念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现象。没有一种生物像人类这样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神话观念世界里。伴随着人类文化从大传统向小传统的演进，神话观念的变革也必然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其总体上的趋势在于，从虔诚的大传统神话观念信仰者，走向大传统神话的断裂与驱魅，以及小传统新神话观念的再造和编码。启蒙时代以来，古老的巫术神话观遭遇解构。时至今日，科学技术又被神话化为万能的力量。往昔的拜神和朝圣之狂热，演化为今日对科技新产品的趋之若鹜。看看每一款苹果手机的产品更新换代给中国电子市场带来的轩然大波，就足以体会科技新神话在当代社会中引发的准崇拜潮流。
对于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和文明及其演进动力，马克思在19世纪时用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命题，从理论上悬置起来，以待理论界的后来者。那时的世界观，就是划分为西方列强与东方殖民地两大阵营。20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发展表明，人类世界除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以外，还有分布在五大洲的数以千计的族群，其中的多数族群都不是以近现代的民族国家而知名于世，而是处在边缘地区的不为人知的原生态境况中。
如今，地球上的人类是否能够像十九世纪殖民时代那样简单地划分为两大阵营，只要阅读一下后殖民理论家阿罕默德对“印度文学”的统一概念的尖锐质疑，就可大致获得启迪。如何一一细分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捍卫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可持续生存及多样性选择的关键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单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命题，需要重新分解为更加多元和地方性的复数的生产方式，才更具有实际的研究价值。根据神话意识形态说或称神话观念决定论，探寻支配每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的文化法则，需要诉诸于该文化铸就的早期神话观念传统，具体辨析使得该文化有别于其他人类文化群体的特质所在。一旦把握住这种支配性的文化法则或称核心价值，就等于找到了该文化的运行和变迁的动力要素。
19世纪，思想史上第一次出现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社会系统的动力学理论，无论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前行说、还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说，都试图对其所处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由来及其运行模式、运行方向做出系统的理论概括与诠释。那个时期的神话学尚未在学院内部形成规模性的知识生产，唯有单打独斗的德裔英国教授麦克斯·缪勒充分利用他的梵文知识，一方面编撰规模空前的“东方圣书”；另一方面努力地构建两个新学科——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所以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宏大气魄的理论建构中都没有给神话学留下什么位置。好像是飘渺的绝对精神或现实的物质生产本身就能够发挥驱动人类行为，进而推动历史前行的作用。
经过整个20世纪的理论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类受到早期神话信仰和神话观念驱使而做出的种种奇异行为，不论是是凿齿还是纹身、猎头等等，都已经被人类学家、神话学家和民俗学家做出理性的解释。人类社会中之所以有42个不同社会群体吃鼠肉，是因为这些文化群体孕育出吃鼠肉有益于人的饮食文化观。要问为什么古埃及文明创造出金字塔类巨石建筑，古希腊文明创造出奥林匹克运动会，古印度文明创造出山林隐修的宗教方式，中国文明创造出万里长城和传国玉玺？这和解答饮食差异的问题一样，不能从不同人群的生理特征方面找原因，只能诉诸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诉诸于文化中起到行为支配作用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希伯来文化观念就像《圣经旧约·创世记》表现的那样，是由神话叙事塑造和表达的。古埃及文明的《亡灵书》也是如此，其中表明的古埃及人神话生死观就是建造金字塔的直接动因所在。人类学家得出结论说：一个族群的初始神话就必然地奠定该族群社会意识形态的原型。
简言之，人类是宇宙间唯一的观念动物。除了人类之外，所有的动物行为都是由其生理本能驱动的，只有人类行为是生理本能和观念思想双驱动的。因此，文化观念成为解释人类群体彼此间差异的不二法门：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史前期和早期文明的主导性文化观念一样，都是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建构成的，是通过神话叙述而展开和传承的。因为那时世界上还根本不存在不信奉神灵的人（无神论者）。神话背后的神灵和鬼怪信念，成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力要素。希腊忒拜城邦的国君俄狄浦斯之所以生下来就被父母抛弃，是由于阿波罗神庙中传来的神谕说这孩子将来会弑父娶母；华夏文明的秦王朝开国君王之所以要修筑万里长城，是由于通神的方士卢生向秦始皇进献五字谶言“亡秦者胡也”。同样，秦朝统治者采用和氏璧为材料制作象征大一统国家权力的传国玉玺，是因为玉教信仰及其新教革命即白玉崇拜的直接结果。玉代表天神和天命的思想直接用“受命于天”的字样镌刻在玉玺上，无需后代人再费口舌去解说和证明。
在东亚，玉教信仰八千年，认为玉石代表天神和永生；在华夏，白玉崇拜三千年，认为各地不同玉石中唯有来自西域圣山昆仑山的和田玉才是天神和天命（德）的代表物，和田玉中的白玉更是诸多神祇中的至上者之象征。能够确证白玉崇拜发生的文献材料主要是《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足以旁证的先秦时代关键性神话有两个标本：一个是黄帝在昆仑峚山吃白玉膏；二是西王母来舜朝廷献白玉环。考古材料则有自二里头文化至商周文化以来日益增多的出土白玉质、青白玉质的玉礼器。地理和地质学方面的证明材料，有新疆和田昆仑山下的白玉河及其出产的白玉资源。
作为玉教的新教革命，白玉崇拜与西玉东输的华夏特有文化现象为其物质前提，与昆仑圣山崇拜观念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同步性。正是在白玉崇拜的观念驱动下，中原王朝对来自遥远的西域高原的“昆山之玉”，形成一种延续数千年的资源依赖现象，蔚为壮观，在世界文明史上仅此一见。其文化余波，甚至一直延续到今日，暗中决定着国内市场上和田白玉的价格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地方出产的一切玉石。同时也能够让发源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改变形态，将年北京奥运会金牌变成黄金镶白玉的空前形式！
这就是从文明形成期的信仰和神话作为价值原型解说当代文化现象的生动研究案例。
02
神话历史：玉教是先于中国而诞生的“国教”
国内的文学人类学一派，自从年在《百色学院学报》第一期推出“神话历史”专题讨论以来，倡导从文学性的神话研究，转向神话意识形态研究，正在逐步建构出一种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神话动力学理论，以《百色学院学报》年第5期发表的《神话观念决定论刍议》为标志。五年来所探讨的神话学问题，如今可以从理论上加以提升并归结为如下因果链：从历史过程看，是什么因素在制约着人类群体的行为？根据社会现象的羊群效应原理，是人类群体中的“头羊”即统治者的行为，引导并支配整个社会群体的行为。所以需要重点追问的是：什么因素制约着一个文明国家统治者的行为？
针对华夏文明的伟大传统，需要弄清有哪些神圣的精神力量驱使着最高统治者的行为。从根本上看是永生不死的神话信仰，最初的手段是礼仪性地使用中介物：借助于东亚先民从宇宙万物中筛选出来的那种能够代表天和永生不死的物质符号——玉。在玉器时代之后，迎来青铜时代，神圣的礼仪中介物遂向青铜礼器转移。再往后则从冶金实践中衍生出炼金术思想，以为金玉两种物质可保证人永生不死。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直到秦汉时代，玉礼器的生产和使用情况约六千年延续不断，此起彼伏，屡次掀起高潮。其间以年前的安徽凌家滩文化玉敛葬和年前的西汉金缕玉衣制度[4]，最为引人注目，堪称玉教神话信仰和神话观念驱动的世界文化奇观。前者在一座墓葬（07M23）中不惜耗费全社会的人力物力随葬惊人数量的玉礼器（余件）；后者则动用来自数千公里以外的珍贵和田玉原料，切割为两千多长方形玉片，再用黄金丝线缝制成从头到脚的全包裹性玉质衣装，为王者下葬专用。没有玉教神话信仰的审视高度，以上数千年延续的玉敛葬现象无法得到合理说明。生前凭借用玉和佩玉标志通神和通天的权力；死后则借助玉礼器实现永生不死梦想，堪称早期中国的国教思想。殷纣王临终用宝玉缠身而自焚的历史叙事，无疑应该是金缕玉衣制度的滥觞形式。金缕玉衣的金玉组合行为，同样说明大传统的玉教思想与小传统的金属崇拜是如何融合一体的。
▲图1，年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西汉白玉雕螭龙凤鸡心佩，引自新华网
玉教说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华夏文明统治者的特殊行为动力问题。如何从“物质-观念”的相互作用层面辨析玉教作为一种东亚文化的宗教现象，怎样从根源上驱动华夏文明的发生和演进，并当之无愧地奠定华夏核心价值观的原型：从“化干戈为玉帛”的正面社会理想，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个人人格修养箴言，再到君子温润如玉和君子比德于玉的儒家伦理教义建构，“切磋琢磨”的学习理念，“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文化借鉴态度，等等，玉文化在华夏思想意识中的无处不在，几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由玉教神话作为驱动之一的华夏文明史，文献中的相关叙事历历在目，并可以一线贯穿下来：自（1）黄帝吃玉膏和播种玉荣，到（2）尧舜时代用赤玉瓮饮甘露，以及(3)西王母来为华夏统治者献上白玉环，再到(4)大禹获得天赐玉圭建立夏朝王权国家，(5)夏桀远征求取岷山之玉，并建瑶台玉门;(5)商汤问伊尹从何处能运来白玉;(6)商纣王临终用宝玉缠身自焚升天；(7)姜太公钓鱼得玉璜;(8)周公东封其子伯禽以夏后氏之璜;(9)秦昭王以十五座城池为条件乞求交换和氏璧;(10)秦始皇用传国玉玺标志历史上第一位皇帝；(11)刘邦用白璧一双为神圣符号物从鸿门宴躲过杀身之祸，建立大汉王朝;(12)“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有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5]
以上十二件历史叙事，凸显玉教神话支配下的神话历史全景图。其中的（9）（10）（11）（12）四项，时间从战国至西汉，凸显白玉崇拜观念对玉教大传统的改造结果，可类比为一种“新教革命”。在这里并不需要一位像马丁·路德那样的宗教领袖人物。只需要一位像卞和那样的慧眼识玉者作为社会群体的榜样，甚至作为国家统治者的专业导师。和氏璧作为世间具有唯一性的宝玉，先在楚国赵国之间流传，后被秦王获得，再由秦始皇改制为传国玉玺，又从秦王子婴手中被刘邦缴获，后为汉代帝王所承继。自此以后，玉玺就是帝王和国运的符号，遂生发出“玺运”一词，昭示天命所钟，神明所保佑。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龙华寺》引北魏常景《汭颂》云：“玺运会昌，龙图受命。”《魏书·尒朱荣传》则说：“今玺运已移，天命有在，宜时即尊号。”这两处所讲都是同一个中国式的道理。如果说“玺运”这样典型的古汉语词汇无法直接翻译成西文，那就对了。因为这是华夏特有的玉教神话观念的产物，如同“道”与“气”之类的本土观念，最好的翻译只能借助音译。要探索一个古老文明传统的特质所在，首先需要确认的就是独此一家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其总根源一定与史前信仰的漫长积淀过程密切相关。
更难为外国人所理解的，是“玺唤”这样的神话化的国族名称。就连华夏人自己也会感到莫名其妙。《山海经·海内东经》云：“国在流沙中者埻端、玺唤，在昆仑墟东南。”[6]流沙与昆仑，都是中原人的文化记忆中与西王母神话形象相关的地名，也是出产昆山之玉，特别是羊脂白玉的藏宝之地。把玺唤古国想象为那一带的神秘国家，在匪夷所思之中，原来也有其联想的原型依据。如果知道传国玉玺又简称白玉玺，则玺与白玉的相关性，就大致明白。《山海经·海内东经》随后的叙事又说：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7]
以上所述明明是西胡、大夏等西方国族，却被放置在《海内东经》，其原因，据郝懿行等学者辨析是由古书传承中的错简现象造成的，不足为怪。值得北京中医治疗白癜风好吗北京中科医院是骗子
